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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学2016年CLSCI论文数据分析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匿名 日期:2017-11-08 14:24:41 浏览:1251

                2016年宪法学学科分析

 

2016年,16种CLSCI法学核心期刊共发表宪法学论文104篇,约占CLSCI期刊论文总数1515篇的7%,位于民法学、刑法学、法理学、经济法学、刑事诉讼法学、行政法之后,排名第七,无论是发表论文的绝对数量还是名次都较之2015年略有滑落。但是,在“三大权威期刊”的发表中,宪法学一共发表20篇,出现了罕见的井喷现象,是自2009年以来发表最多的年份。由此我们或可以做一个基本判断:尽管绝对数量略有下降,2016年中国宪法学发表的精品力作是比较多的,这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宪法学的学术影响力在上升。

图一  2016年CLSCI论文各学科比例图

111.jpg 

    2009-2016年宪法学在CLSCI上发表论文情况统计表

年份

论文数(篇)

CLSCI论文总数(篇)

百分比(%

2009

111

1406

7.9

2010

76

1431

5.1

2011

96

1435

6.7

2012

115

1412

8.14

2013

67

1357

4.94

2014

111

1557

7.14

2015

120

1521

8.0

2016

104

1515

7.0

   2009-2016年宪法学在三大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情况统计表

年份

论文数(篇)

2009

7

2010

6

2011

10

2012

14

2013

5

2014

15

2015

9

2016

20

    和往年的判断一样,我们认为,无论是看篇数还是看引证率,本质上都是学术判断的数据化管理,其内部毫无高下之分;其外部都要和实质性学术判断相配合才能得到有说服力的结论。但在学术界长期形成口碑的小范围期刊内进行的数据统计,恐怕其客观性比之学者个人简单对“引证”、而不是对“引证”的分析要更高,更能反映一个学科的发展态势。因此,我们仍然坚持在数量盘点基础上进行增量判断,以求一定程度克服学术思想数据化管理的弊端,揭示出中国宪法学的实质进步。通读CLSCI2016年发表的宪法学论文,我们可以发现四个基本问题意识构成了实质的知识增量:

    第一,  对“实质宪法”及相关问题的关注。

进入21世纪以来,宪法文本及其背后的“形式宪法观”日益得到宪法学重视,如何实现宪法规范,尤其是基本权利规范的精准解释和体系建构也成为研究的重心。然而,正如德国法学家卡尔.施密特所言,任何一部现代宪法都是一种混合结构,有大量的实质性政治原则和制度是无法简单通过法教义学操作而得以建构的。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国家在迈向政治成熟的过程中必然要重视那些规范背后的宪法核,并透过民族自身的精神予以抽象和表达,最终为所谓的形式宪法和基本权利规范找到法理的根基。从2016年的发表来看,相当多的学者都超越了对宪法文本规范建构的学术抱负,而开始探讨中国宪制的一些深层次结构。例如翟国强先后在《中国法学》和《法学评论》发表文章研究中国宪法实施的概念如何在实践维度上演进,和中国共产党的宪法概念变迁以及这种变迁又是如何形塑中国宪法体制的。佀化强在《法学研究》发表《国体的起源、构造和选择:中西暗合与差异》,深入分析了西方中世纪与早期现代国家身体的神学政治意象,并与中国传统的身体政治学进行了互观与对勘,作者实质认为权力的一体性而不是分置性,是中西暗合之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民初国体选择的某种必然性;张国旺在《环球法律评论》发表《宪法宣誓、人民主权与执政党的政治伦理》,文章致力于解构宪法宣誓作为世俗政治秩序的象征意义,并将其与执政党建立在政治承诺基础上的伦理观对人民主权的中国式加持联系在一起,进行了人民主权原则的中国解读;王旭在《中国法学》发表《法治中国的理论逻辑及其展开》,文章侧重建立中国宪法实施的某种价值秩序,通过梳理“从主权结构的法治化到治权结构的法治化”这样一条中国宪法实践逻辑,作者论证了中国宪法六重基本价值的生成过程及相互关系;周林刚在《中外法学》在发表《中国宪法序言正当化修辞的时间意识》是一篇带有极强历史主义问题意识的中国宪法学论文,作者从宪法序言存在的正当化修辞功能入手,指出这种正当化孕育于某种时间意识和时间尺度之中,抽象时间与具体时间的交织完成了中国宪法对世界历史的一般想象。而丧失了时间意识也就丧失了我们对社会主义宪法进行实质理解的能力。

实质宪法是形式宪法的生命和秩序之源,借用卡尔.施密特的隐喻“大地承诺了和平,只有新的大地法思想可以实现和平”,我们期待寻回中国宪法学的思想大地,实现中国宪法的内在秩序。

第二,  探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的复合结构。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事实上,以合宪性审查为中心的宪法实施监督机制一直是中国宪法学研究的热点。可以预见,十九大之后,围绕“宪法实施监督机制”的研究会掀起新的浪潮。这也可以说为中国国家机构及运转原理的研究带来契机,因为我们发现,尽管合宪性审查与基本权利保障密切相关,但如何建构合宪性审查的机构、程序才在当下中国具有关键意义。让合宪性审查方法真正在国家机构的工作中用起来才是基本权利保障的根本前提。而这个部分也恰恰因为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迥异于西方,从而也是最有可能出现原创学说的地方。可以说国家机构研究不能实质推进,基本权利研究就永远只能是画饼充饥。从2016年的发表来看,这个问题意识主要体现在一种宪法实施监督机制的复合结构开始出现,学者们开始探索多种宪法监督的形式和途径,并将相关研究做得更加精细。这方面的代表性论文有:陈鹏发表在《法学家》的《合宪性审查中的立法事实认定》,文章借鉴德国和日本的相关原理,对于合宪性审查中控制立法裁量进行了很好说明,尽管中国的《立法法》并没有把法律列为合宪性审查的对象,但文章仍然具有一定前瞻意义;秦前红在《法律科学》发表《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和协调的基准与路径——兼论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文章非常敏锐意识到党内法规体系和国家法律体系构成了我国法律规范的二元体系,因此要保持价值和规范上的一体性,这也是党章和宪法的共同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立起备案审查中的联动机制也就是形成了沟通党规与国法的制度平台,有利于在宪法之下促进二元体系整体的合宪性。文章极具现实洞察力和可操作性,正是一种复合宪法实施监督机制的生动体现。马岭在《法学评论》发表《我国宪法解释的范围兼与《宪法解释程序法(专家建议稿)》第6条商榷》,文章立足于宪法实施监督的传统路径,也就是宪法解释,对具体的宪法解释程序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争鸣,提出了要认真对待宪法解释真正的功能,澄清规范含义或发展宪法更多有赖于宪法修改来完成。杜强强在《法学研究》发表《合宪性解释在我国法院的实践》一文,该文实际上认为人民法院在裁判中对法律进行文义转化的解释往往必须以宪法作为依据,因此合宪性解释也就通过这种转化技术而得以实现。应该说该文有很清醒的思考,是在刻下中国实现合宪性解释的一条稳妥之路。文章的实证分析也为结论的客观性带来了可靠基础。刘国在《中国法学》发表《释宪机制的影响因子及其中国构造》,该文揭示出宪法解释机制的复合影响因子,从政治、历史、社会、文化多个因素出发来论证宪法解释机制形成的综合性,作者尤其具有中国问题意识,提出了中国自身复杂的客观存在的影响因子是我们无法照搬国外元素的根本原因。童之伟在《法学》发表《将监察体制改革全程纳入法治轨道之方略》,文章延续了作者对于该问题的持续性思考,也是应对中国即将迎来的国家机构重大改革的代表性作品。监察体制也必须在维护宪法权威、加强宪法实施的思考延长线上进行建构,才能在整体上和根本上体现立宪主义的立场,作者的“法治轨道”本质上就是“宪法轨道”,就是宪法实施得以有效监督的产物,它也提示我们国家机构改革对于宪法监督的重要意义。秦小建在《法商研究》发表《信访纳入宪法监督体制的证成与路径》,该文提出了信访作为一种宪法监督形式的重要方案。文章采取了规范性和描述性两种视角,首先提出了对信访进行规范化处理,运用立宪主义价值立场予以导控的基本思路;然后从描述性和实证性的角度对于纳入宪法监督的具体路径进行了详细说明。这也说明宪法监督实现形式的多样性以及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如何不断将例外和事实内化为规范,这将是降低中国宪法监督复杂性的关键。

对宪法实施监督机制的研究将在未来迎来新的重大契机,从学者们已有的问题意识来看,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如何真正从中国宪法的政法原理出发来建构合宪性审查机构、对象、范围、程序、责任,这是中国国家建构研究具有原创性的关键;第二,如何客观真实分析中国宪法实施监督的影响因素,把握住规范之外的制度性变量,并将之内化为宪法规范,受到宪法规范的约束,这也是需要宪法学进一步深入研究。

第三,部门宪法与宪法对部门法的辐射。

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也是近两年来中国宪法学人持续关注的重点。这本身体系了法律系统内部的充分沟通交流以及宪法作为各种规范链接平台的特质。从2016年的发表来看,这种关系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宪法内部的部门法化,呈现出各种深入研究的部门宪法;二是宪法外部的辐射功能,宪法学不断与部门法寻求对话,形成部门法的客观价值秩序。例如,经济宪法,尤其是土地制度近些年持续得到关注。2016年的代表性论文彭錞在《法学研究》发表《八二宪法土地条款:一个原旨主义的解释》,深入到社会主义土地规范和政策的历史深入,详细剖析了土地所有制、土地转让条款、土地征收和利用条款,最后在原旨主义立场上概括了现行宪法第十条的规范含义。该文最大的价值在于秉持一种相对客观的立场不动声色还原中国语境中的土地制度在宪法变迁中的来龙去脉。谢海定在《中国法学》发表《国家所有的法律表达及其解释》,该文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探讨国家所有的实现机制,而不是抽象笼统讨论国家所有的规范含义。在这个过程中作者也深刻分析了实现机制的不同张力,尤其是在政治系统和经济动力之间存在的张力,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体系性思考。刘连泰在《中国法学》发表《“土地属于集体所有”的规范属性》,这篇文章同样是充满历史感和立宪主义精神的作品,作者将土地集体所有区分为作为基本权利和作为国家政策两种历史形态,并侧重提出作为基本权利的土地集体所有无论在现实政治上还是宪法规范变迁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刘练军在《中国法学》发表《自然资源国家所有的制度性保障功能》,该文延续了宪法学界近些年围绕第九条展开的争论,作者秉持德国宪法学上的制度性保障学说,强调国家所有的客观制度面向,同时作者比较细致回应了各种主张国家所有本质上是主观权利的观点;第二种进路的研究2016年集中体现在宪法学对民法学的辐射,尤其是民法典编纂中的宪法依据及相关问题。韩大元在《清华法学》发表《宪法与民法关系在中国的演变——一种学说史的梳理》,详细系统回溯了宪法与民法在理论基础、规范形态、历史实践等多个角度的关系,客观理性地提出宪法作为根本法的规范意义,对于很多问题在中国语境里进行了正本清源的说明。林来梵在《法学研究》发表《民法典编纂的宪法学透析》,该文立意深刻,对“依据宪法制定民法”的法理依据进行了深入思考,并提出合宪性解释作为一种替代和补充论证的手段,同时对于民法中写入国家规制类的公法条款也进行了学理上的同情理解和界限明确。任喜荣在《法学评论》发表《“支撑”、“互释”与“回应”——民法典编纂中的宪法观与问题意识》,该文以支撑、互释和回应三个关键词说明了宪法介入民法的基本方式,文章层次感分明,在多个角度展现了宪法学者对于民事立法作为具体化宪法秩序的工作所应承担的基本功能。宪法学对部门法学的辐射还体现在与刑法学对话中,例如张翔在《法学研究》发表《刑法体系的合宪性调控——以“李斯特鸿沟”为视角》,作者仍然秉持一种宪法教义学的立场,在教义学和法政策学之间做出了合理的界分,并由此深入、体系化的说明了宪法如何全面地对刑法实现合宪性控制。  

第四,基本权利理论研究的双重视角。

2016年宪法学有关基本权利的研究集中在中观和微观两个视角,宏观上探讨基本权利总论的文章在CLSCI中几乎没有见到。这也说明基本权利的研究逐渐开始从总论走向中观型的某一类型的基本权利研究和结合某个具体生活领域的微观权利研究这样两种视角。例如王旭在《法学研究》发表《宪法上的尊严理论及其体系化》,就围绕“人的尊严”这个基本权利的中观层面进行了非常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并尤其注意到中国宪法第三十八条所蕴含的中国文化意义,从而尝试提出中国人的尊严观这个命题。秦小建在《政治与法律》发表《论公民监督权的规范建构》,该文主要探讨监督权成立的规范逻辑基础。作者非常准确、清晰地提炼出人民主权——人大——国家机构——公民”的宪法逻辑,在此基础上运用宪法解释学的方法提炼出一个完整的规范体系。姜峰在《清华法学》发表《言论的两种类型及其边界》,该文则区分了宪法权利意义上的言论和民法意义上的言论,作者敏锐发现了不同权源性质的言论具有不同的保护范围和法益,从而认为具有公共性的言论要被法律赋予更高的保护层次,其观点也令人耳目一新。

 

二、研究队伍整体评价

2016年CLSCI宪法学涉及高产作者20人(独立发表2篇及以上),其中发表4篇以上论文1人(合作文章,本报告仅统计第一作者)。在三大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篇数为20篇、7人。具体情况参加下表:

  2016宪法学高产作者表

作者

他发数

总篇数

三大核心期刊

年龄段

职称

 秦小建

3

4

1

1980年代

副教授

韩大元

3

3

1

1960年代

教授

彭錞

2

3

1

1980年代

讲师

翟国强

3

3

1

1970年代

研究员

陈鹏

3

3

0

1980年代

副教授

王旭

2

2

2

1980年代

教授

陈端洪

1

2

0

1960年代

教授

李响

2

2

0

1980年代

讲师

何渊

2

2

0

1970年代

教授

郭延军

2

2

0

1970年代

教授

马德华

2

2

0

1970年代

副教授

程梦倩

2

2

0

1980年代

讲师

秦前红

2

2

0

1960年代

教授

马岭

2

2

0

1960年代

教授

郑贤君

2

2

0

1960年代

教授

刘国

2

2

1

1970年代

教授

刘练军

2

2

1

1970年代

教授

余成峰

2

2

0

1980年代

副教授

温泽彬

2

2

0

1970年代

教授

 

 ·  2016 宪法学三大刊作者统计表

年龄段

作者与篇数

人数

总篇数

1960年代

 韩大元(1);马一德(1);林来梵(1);刘连泰(1);苗连营(1);肖泽晟(1);汪进元(1)

陶凯元(1)

8

8

1970年代

张翔(1);翟国强(1);谢海定(1);佀化强(1)

杜强强(1);刘国(1);刘练军(1)

7

7

1980年代

王旭(2);彭錞(1);秦小建(1);王若磊(1)

4

5

 

综合上述数据,我们可以做出如下分析:

第一,60年代、70年代的学术影响力占据主流,其中70年代学者正走向学术高峰。2016年高产作者中,60年代和70年代的学者一共12位,三大刊发表中这两个年龄段的学者一共发表15篇,占据着中国宪法学学术创造的中心地位,这也是近些年来越来越明显的现象。其中70后学者又日益显得成熟。60年代的韩大元、秦前红、苗连营、马岭、郑贤君、刘连泰、陈端洪等学者无论是创作数量还是权威期刊的代表性作品,这些年都保持了高水准;70年代的如张翔教授,持续在权威期刊发表论文,且颇具实质影响力;翟国强研究员也有多篇围绕宪法学基础原理和中国宪法实施的作品近些年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刊物;杜强强、刘国、刘练军等学者也在各自领域近些年来持续发力。

当然,虽然这两个年龄段的学者构成了当前中国宪法学研究的绝对主力,但彼此风格还是有所差异,从中也能折射出中国宪法学学科和学术发展的一些普遍规律。60后和更年长一辈的宪法学者有强烈的学术现实关怀,视野宏大又不失稳重,“笔端常带感情”,有着强烈地推动中国宪法实践发展的情怀。因此在选题上多着眼于当下中国宪法发展的一些根本体制问题和重大理论难题,例如童之伟教授2016年发表的有关监察体制改革的文章,就是作者围绕这个主题系列研究之一的力作。童老师目光深邃,思维敏捷之程度毫不逊色于年轻一辈的学者,总是能第一时间发现真问题,发现规范、条文背后的深层次国家建设与发展的问题,围绕监察委的系列研究应该说已经高度体系化且影响力很大;秦前红教授2016年发表的有关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审查机制建设的文章同样是中国问题意识的最佳表现,秦老师的研究也是一直立足中国,同时能够用严谨的学术思路去推敲一些重大的现实命题,提炼出一般性的理论框架,真知新见迭出;韩大元教授2016年发表的有关宪法与民法关系的学术史梳理同样体现了作者一贯注重中国、注重实证分析、注重比较分析的宏观视野。马岭教授对于中国国家机构制度,例如国家元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央军委等的长期关注,郑贤君教授从中国问题出发对基本权利宪法解释学的持续研究,不仅仅反应在2016年的发表中,也是她们近四五年研究的重心,都形成了体系化的成果。应该说,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综合运用多学科方法和话语解决问题,宏大但不失细致论证,是60前后学者的鲜明学术特点。

70后一代的中国宪法学者则更强调深入研究具体理论命题,有更强烈的比较法意识,在方法论上以接受宪法教义学的立场作为主流。这反映出中国宪法学一方面在宏大叙事上有理论魅力,另一方面在微观学术命题建构和研究专业化方面也开始推进。70后学者例如张翔教授、王锴教授、翟国强教授、李忠夏教授、林彦教授等2016年前后发表的作品都体现出这样一种细致入微、专业精深的风格,70后学者更重视中国宪法学的“格物”一端,强调围绕文本建构规范命题,综合运用解释、体系化、比较法和案例等方法与素材,实现研究结论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并由微观和局部实现对中国宪法学的整全性理解。应该说这样一种研究风格也反映出中国宪法学的专业化提升程度,对更年轻一辈的学者和学生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可以预料,充满家国情怀而不失专业思考,注重全球视野而聚焦中国问题,精于具体论证而逐渐构建体系,这将是两代学人对中国宪法学未来研究风格的基本铸造。

第二,80后学者整体影响力有待提升,但潜力可期。正如这些年一直表现出来的现象,宪法学80后学者的产量在逐渐上升,这说明学术积累期逐渐向学术贡献期转化,2016年高产作者也达到7位,三大刊有4人发表论文。也有一些更加值得欣喜的现象,例如很多作者保持持续高产,1984年的秦小建副教授2016年发表4CLSCI论文,位居榜首。且其20142015年都有持续发表,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堪称上乘,属于80后一代的翘楚;有的作者具备了在权威期刊持续发表论文的能力,1981年的王旭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法学研究》都有独立发表,迄今已经在三大权威期刊独立发表论文5篇,从整个法学一级学科来看在这个年龄段也属不易。80后的宪法学者也有其自身特点:有强烈的方法论自觉但并不封闭,秦小建副教授、田飞龙副教授等长期运用政治学或政治哲学的方法研究宪法问题,就是一种方法论自觉,这种方法虽然未必是70后一代强调的教义学方法,但也经过了研究者自觉的理论反思和选择,长期坚守、打磨,自然也能形成稳定成熟风格;思维更加活跃,充满着各种问题意识,且日益形成自己的研究领域。例如程雪阳副教授2016年发表的作品就一直是其围绕国家所有权和宪法上土地制度集中思考的产物,已经形成自身鲜明的研究风格和研究方法;黄明涛副教授20162015年发表的作品一直是其运用法教义学方法思考文化宪法问题的产物;郑毅副教授同样在央地关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领域长期保持理论热情,深耕细作,佳作频出。刘晗副教授2016年发表的作品则是其对中国宪法秩序的建构、互联网时代对宪法秩序的调整等问题长期思考的结果。

80后宪法学者思维活跃,不拘于某一方法和领域的定势,在各种具体领域开疆拓土,也极大丰富了中国宪法学的研究元素,当然,由于年轻,在学术影响力上无法与前面两代学人媲美,得到学术界更多的承认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三、法学科研单位排名分析

2016年,宪法学科在CLSCI刊物上发表高质量论文的前十名(含并列)单位,以及他们对于全国宪法CLSCI论文的贡献度,图示如下:

 · 2016宪法CLSCI高产科研单位前十排行榜

排名

科研

单位

发文

总数

他发数

三大刊

三大刊作者

1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8

7

4

韩大元、张翔、王旭

1

北京大学法学院

8

6

1

彭錞

3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7

5

2

马一德;秦小建

4

中国政法大学

6

4

0


5

清华大学法学院

5

5

1

林来梵

5

上海交大凯源法学院

5

5

0


7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

4

4

2

谢海定;翟国强

7

厦门大学法学院

4

3

0


7

山东大学法学院

4

4

0


7

重庆大学法学院

4

4

1

佀化强

7

武汉大学法学院

4

2

0


 

根据这个数据,我们做出一些评论:

第一,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优势明显。除了2015年位居发表第二位之外,自2013年以来,人大法学院宪法学始终处在第一位,包括2016年。无论从年龄梯队、发表总量还是权威期刊代表性论文贡献来看,人大法学院宪法学都形成了比较强的整体能力,且各个年龄段都有各自的学术影响力和学术特色。韩大元教授、张翔教授、王旭教授近三年来都保持着发表高产,在三大权威期刊上也是持续发力,优势明显。体现了人大法学院宪法学良好的学术传统和认真科研的学术精神。

第二,宪法学发表实力传统较强的单位仍然依靠良好的学术梯队保持着明显优势。例如清华大学法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武汉大学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北京大学法学院、厦门大学法学院等,多年来都保持着较高的产出数量和质量,长期位居前十位。这个序列中又尤其值得关注清华大学法学院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的宪法学研究。清华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从CLSCI发表数量来看长期处在第二位,2015年位居第一,2016年略有下滑,但应该完全是学术产出周期的正常反应。林来梵教授、刘晗副教授长期是高产作者,而且总能涌现一批实力雄厚的博士生,反应了清华宪法学人才培养方面也值得称道。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也长期位居发表数量的前五位,2016年更上升到前三位,也是其雄厚研究实力的一贯体现。从刘茂林教授、王广辉教授、胡弘弘教授等到更年轻的江登琴副教授、秦小建副教授等,形成了非常好的学术梯队和相对整齐的研究风格、研究方法,持续产出高质量的作品也就在意料之中。这也反映出一个学科做好学术人才储备,形成良好梯队的重要性。

第三,宪法学研究整体实力的提升表现为有很多新晋的有实力研究团队出现,例如重庆大学法学院今年进入前十名,无论是从发表数量还是作品的学术品质来看,都非常值得期待。多元竞争也才是中国宪法学的繁荣之道。

宪法学学科发表的分析挂一漏万,纯粹是一家之言;以数量为基准的统计其学术客观性也需要进一步补强,因此还请学术界贤达、同侪眼下留情、多多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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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11-09 20:26

    如果不算上监察委的文章,今年的宪法学 估计也就三四十篇吧,好多刊物都不发宪法,宪法学都发不了文章了,各大刊物一定要顶住啊!搞法律的人,得有点理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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